武士道修行次第之如是我聞

資本市場失靈與幼稚工業的保護有關

如果開發中國家沒有健全的資本市場與金融機構融資於新產業中，則新產業的發展能力會受限於他們現有的獲利能力。即使長期而言投資所獲的的報酬很高，產業剛開始發展時的過低的獲利能力成為產業發展的阻礙。某些學者如克魯曼認為最佳策略為發展健全的資本市場。次佳策略為政府的保護，可以提高初期獲利能力，導致較快速的發展。

但是這裡所謂的「最佳策略」卻可能有問題。因為一個經濟體只有在工業化及經濟發展至一定程度，一個比較健全的金融體系才會開始發展。而金融體系發展的順序，首先是銀行體系，其次才是資本市場。因此提倡開發中國家可以發展健全的資本市場，讓私人投資者對前景光明的幼稚產業進行投資，可能是一個因果顛倒的說法。以台灣或是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而言，當它們處於開發中國家的階段，並無法以健全的資本市場對幼稚產業進行融資。在這個階段的最大問題在於本國的資本積累尚未足以支撐一個發展完全的資本市場。所以日本與韓國採取的是以尚未自由化的銀行體系對特定產業進行政策性融資，以發展幼稚工業。健全的資本市場通常是經濟發展的最後階段，因此無法以發展健全資本市場消除開發中國家資本市場失靈的狀態。

克魯曼在他的國際經濟學教科書中提到：

自由貿易使整個國家的經濟更有效率，有競爭力的廠商從事出口；效率較低者留在國內市場。但是這種說法卻是從事後的觀點來看的。

在自由貿易之後，會從事出口的廠商大部分是因為沒有在國內市場占有一席之地，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從事國外貿易。但是這些廠商卻在從事出口後，由於競爭的需求，或是吸收了國外廠商的較先進的管理經驗，能夠存活下來的廠商因此提升了效率。至於能夠留在國內市場的廠商基本上都是不需要從事出口就可以存活的，因為不需要太大的競爭，缺乏提升效率的動機，所以效率提升有限，長期下來其競爭力低於需從事出口的廠商。

這樣的情形在同一家公司，或是同一個組織裡也很常見。需要去開拓新業務的，通常是組織的新進人員。已經穩定的業務基本上是由已經在組織內部站穩腳跟的人員把持，想要在組織中竄出頭來，只能從事新業務的開拓。而這些新進人員如果能夠成功開拓新的業務，長期而言，可能展現比原有人員更高的績效。

經濟學家追尋的理念有兩個：一個是「自由」，一個是「平等」。後者有時也叫做「公平正義」。如果再加上博愛的話，就是法國大革命所提出的原則。只不過ㄧ般人沒有想到的是，三個原則中的兩個，也恰恰是經濟學家所追尋的兩個理念，即「自由」與「平等」，在人類經濟活動中其實是互不相容的。

在人類試圖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時，平等以及公平正義是一個受到忽視的理念，它只存在於非主流的邊陲性論述中。在人類試圖建立平等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時，自由則是對於被監視壓迫的人們而言才是一個被珍視的價值，對於其他人則是破壞安定社會的病毒思想。

一個哲學家或是一個政治哲學家，追求「平等」及「公平正義」，可以是理所當然而且理直氣壯的。但是，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所謂全球化的時代，就是全球都已經追求經濟自由化的時代），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則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在經濟學家的光譜中，我們大概只看得到追求「自由」的那一群，這是可見光的部份。在這群人中，完全無視於「公平正義」追求「完全自由」的經濟學家大概占了八到九成；心裡震懾於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波動風險而追求「有限度自由」的經濟學家大概不到ㄧ成。追求「公平正義」的經濟學家屬於那不可見光的部份，他們大部分甚至於不被承認是經濟學家，所占的成數應該只有不到百分之ㄧ吧！   

從報酬面來看，就知道這樣的光譜分布是合理的。鼓吹「完全自由」的經濟學家在1980年代之後成了經濟理論的主流，在各個知名的大學占據了位置，贏取了大部分的學術影響力。對於如何自由化制度面變革的研究、自由化後的正面影響、在完全自由的市場中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設計及評價吸引了經濟學界大部份的眼光以及研究經費。除了大學的教職，還可以兼有知名投資銀行或是企業的顧問職。在政府致力於開放自由的年代中，這些堅信完全自由理念的教授們同時也是政府部門政務官的候選人。也因此他們在任官時所作的各項開放措施究竟是由於堅信自由化理念的作為，或者是對於知名投資銀行或是企業的回報，又或者是兩者皆是，恐怕只有上帝知道，因為他們自己恐怕也搞不清楚。作為一個圈外人，我們可以知道的是：當這些官員下野時，馬上又變成知名投資銀行或是企業的高階經理人，而且似乎沒有任何旋轉門的問題。至於追求「有限度自由」的經濟學家是屬於上ㄧ代的，1970年代以前的技術官僚，他們只有大學教授或是政府部門的職位兩種選擇，因為應該沒有任何知名投資銀行或是企業願意供養那些對他們的營利活動主張管制的人吧！至於追求「公平正義」的經濟學家應該是最慘的一群，他們可能連大學的位置都混不到，即使混到了，也爭取不到研究經費以及任何的注意。當然，我講的是不管在理論上或是行動上都追求「公平正義」的經濟學家，很多的經濟學者們都很追求「公平正義」，但是他們發表的論文卻都站在「自由」的那一邊，也因為這樣，他們還有一個位置。

1998年沈恩因為對於福利經濟學的貢獻而得了諾貝爾獎，而沈恩卻是追求「公平正義」的經濟學者。如果你知道，幾乎整套福利經濟學基本上在追尋建立「完全自由」社會的基礎，那你就會知道沈恩可以獲得諾貝爾獎，應該就是奇蹟。

基本的財務管理課本會告訴我們，公司的資金來源有兩種：自有資金與外來資金。前者就是我們說的股權；後者就是債權。而股東可以享有的報酬稱為股利，是由公司的利潤而來的。基礎的經濟學課本會告訴我們：可以獲取利潤的生產要素稱為企業家精神，它之所以可以對利潤有請求權，是由於企業家的創新精神。而所謂的創新與承受風險是無法分開的。

雖然於1250年左右，法國土魯斯的一家公司Bazacle Milling Company就已經以公司盈利能力作為股票的交易價格，在公開市場上買賣了96份公司的股票。但是股份制的大量興起卻是遲至大航海時代。由於航海家們從事海上貿易，承受著海上旅行的各種風險，如果將一條船的利潤自己獨攬，同時也必須承受所有的風險，但是如果將將一條船的利潤分享與其他航海家，自己也對其他航海家的船參與股份，將遠洋航行的盈餘按股票份額的多少分配給公司股東，這樣股份公司就能夠為航海家們提供了較之前更加行之有效的組織結構來分散風險。

如果從股份制的起源及精神來了解，就可以知道：股東的義務在於承擔風險，而由於承擔風險，才可以有對於股份的請求權。換句話說，沒有承擔公司經營風險的股東，應該不具備對於利潤的請求權；而如果有公司的利害關係人被要求共同承擔公司經營的風險，應該要認定他們對於公司的利潤有請求權。

目前由於大環境使經營風險增加，股東們(也就是老闆)可以利用各種創新的方式將經營的風險轉嫁到其他利害關係人身上。由於法律上對於公司債權人的保謢從股份公司的創始年代就開始了，而且在資本市場上，債權與股權雙方都精通於風險轉嫁之道，將股權所有人經營的風險轉嫁給債權人的各種方式大部份已經為人所熟知，並以法律加以防堵。

目前最新的趨勢是將公司的經營風險部分轉嫁給員工承擔，人力派遣制與無薪假就是這種創新的作法。從市場的觀點來看，將公司的經營風險轉嫁給員工，並非不可行，但是要給承擔風險的人報酬。如果公司在經營困難的時候，要求員工承擔經營的下方風險，則在公司的經營順遂，宏圖大展之時，必須將上方風險所帶來的額外利潤讓員工一起分享，否則員工並無義務在公司經營困難時，與股東們一起承受下方風險。

從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自由化」運動，使1980年代以後經濟景氣的循環漸漸地不同於以往，而且受到金融面的衝擊越來越大。1980年代以後的經濟循環其波動幅度越來越大，而且波動間隔的時間越來越短。而不同的社會階層受到的景氣循環影響也跟以往大不相同。

1980年代以前，景氣的波動較小，意味著老闆相對而言，可以承受風險，所以對於工人的雇用較願意採用對於工人有利的雇用制。到了一個景氣波動很大的時代，老闆也無法承擔風險，所以會設法將部分風險轉移到工人身上，所以人力派遣制漸漸興起。

而越大的企業抵抗景氣波動的能力越強，所以在景氣往下的時候，他們比較可以撐的過去。而當景氣開始往上走的時候，這些大型企業的獲利能力使他們比以往獲利更多更快。

但是，受薪階級在景氣往下的時候，承受減薪或是失業的風險，一個家庭可能因此從中等階級從此淪為低收入戶，整體而言，其收入必定下降。二○○九年因金融海嘯造成關廠、失業與減薪，對中低所得傷害大於高所得者，所得最低五％平均年所得由六．九萬元劇降至五．一萬元，減少二十六％，所得最高五％平均年所得則由四百五十．七萬元降至三百八十二．二萬元，減少十五％，低所得者減幅相對較大。而當景氣往上的時候，即使他們重新找到工作，或是更幸運一些，他們從來沒有失業，但是景氣復甦的成果他們也不一定分享得到，因為大部分企業的利潤是資本設備創造出來的。ＧＤＰ算的是一整年國內生產的總毛額，裡頭要分給薪酬、企業獲利、機器消耗、稅收。以過去十年來看，薪酬部份佔ＧＤＰ比重少了2.5％。把薪水吃掉的主要是機器折舊消耗，佔ＧＤＰ比重十年來增加5％，2008年比1998年金額多消耗一兆元，這樣的現象是全球性的，不限於台灣。並且由於景氣可能於術月之內，從充滿樂觀的前景急轉而下，受薪階級必須時時承受失業的風險。

這樣發展的結果，可以從直行長與受薪階級薪資得差距看出。薩克斯指出美國前100大企業執行長的平均收入，在2000年已達到一般勞工的1000倍左右。相較之下，在1970年代初期，這些企業執行長的薪資只是一般勞工的約40倍。另外也可以從企業獲利成長與員工薪資成長的對比看出來，從1995年以來，不管台灣景氣好壞，薪水長期都追不上企業賺錢的速度。過去15年，台灣ＧＤＰ增加76％，企業獲利增加了92％，可是，員工薪水只增加59％。

中國開放改革後，人民公社其實並沒有完全消失。有些人民公社順應潮流，改制成公司，這一個小小的創新卻可能點出公平與自由之間的平衡點，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平衡點。單純的工人當家式的思想，不管在哪裡，恐怕都沒有真正成功過，但是人民公社改的公司倒是真正成功了。

工商時報【記者彭媁琳／綜合報導】

雖然只是個小農村，但是江蘇省華西村卻非常豪氣地斥資25億元人民幣（下同），號稱興建中國第8高樓，給村內農民居住。華西村黨委書記吳協恩指出，該棟名為「空中新農村」的74層大樓，擁有亞洲最大的360度旋轉餐廳，將在今年6月份完工，明年建村50週年時，就會有200戶居民進住。

讓人吃驚的是，華西村在空中新農村完工之後，還要再集資60億元，前往江陰興建樓高118層樓、538公尺高的「華西龍大樓」，光是設計費就要1億元。華西村的幹部表示，這棟華西龍大樓是為了建村60週年所興建，每年只要投入2.5億就好，對華西村來講根本不算什麼。

在改革開放之後，華西村仍然實施社會主義的集體合作制，在前任村黨委書記吳仁寶的帶領下，陸續開辦冶金、紡織、養殖等鄉鎮企業。1999年甚至還以農村經濟綜合開發公司的模式，登上深圳交易所A股市場，目前年營收突破400億元，被當成是農村改革的成功模式。

曾經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之一的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當所有的主流經濟學家都在注意中國的經濟崛起時，是否注意到這個經濟崛起的代價，而這個代價卻正是中國共產黨得以成立的原因。分配最為不平均的資本主義社會，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中國卻是1%的人口掌握了40%的財富。

更新日期:2010/06/09 04:11

〔編譯盧永山／綜合報導〕中國貧富不均現象愈來愈嚴重，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報告，中國極少數的家庭掌控了全社會四成多的財富，而中國貧窮人口仍居世界第二多，貧富差距擴大已使得中國的社會矛盾加劇。

中國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美國，成為全球財富兩極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世界銀行公布的最新報告顯示，美國五％的人口掌控了六十％的財富，而中國一％的人口掌控了四十一．四％的財富。

根據中國全國總工會四月公布的報告，一九九七至二○○七年間，中國勞動者報酬佔ＧＤＰ比重由五十三．四％降至三十九．七％，企業盈餘佔ＧＤＰ比重由二十一．二％增至三十一．三％；在已開發國家，勞動者報酬佔ＧＤＰ比重多半在五十％以上。

美國的總人口有約三億人，餓肚子的人口占了5000萬，也就是說六個人裡面有一個餓肚子。即使知道這是一個資本主義極度發達的國家，所得分配會很不平均，這樣的數字仍然令人心驚，因為這個國家的每人平均GDP高達三萬美元以上。一個每人平均GDP一千美元以下的國家餓肚子的人口比例也是有可能比這個少，請看以下報導：

（法新社華盛頓2日電） 最新研究顯示，美國有超過4900萬人無法經常吃到營養的食物，使得他們成為產生生理、心理與社會問題的危險族群。

發布於「美國營養協會期刊」（Journal of the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的報告指出，美國有將近15%的家庭，也就是約4910萬人在2008年曾經有糧食匱乏的窘境。

報告寫道：「糧食不夠，通常是因為家庭預算吃緊─譬如失業或失去補助津貼... 或是家庭成員增加。」

前言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早上十一點三十分，歐洲貨幣單位對美元的官方匯率將過渡為歐元對美元的官方匯率，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的11個創始會員國貨幣對歐元的官方匯率將固定不變，並在二零零二年全面功成身退。從此刻開始，人類歷史上一次最大規模的政經社會實驗拉開其序幕。對身處東方日升之島的我們來說，其意義將不啻是黃昏時智慧女神殿前的鳴鴉，訴說著一個文明最後的成熟智慧與璀璨的晚景，但又同時預言著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誕生。

歐元對國際貨幣制度的衝擊

歐元區涵蓋二億九千萬人口；經濟產值佔全球的一九‧四%，僅略低於美國，而一九九六年貿易總額則佔全球的三六‧九%。以人口數而言，大於美國。以貿易總額論，超過美國。在如此規模的經濟體實施單一貨幣，必然要對國際貨幣制度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具體的例子有：由沙烏地阿拉伯等六個波斯灣產油國組成的工商協會提議，以往緊釘美元的波斯灣貨幣，今後應改為以歐元為主。中國將從目前「單純釘住美元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轉為「同時釘住美元和歐元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據估計，歐元作為國際貿易的計價貨幣將佔全球貿易的四分之一，多於德國馬克的六分之一，而少於目前歐元區西歐通貨總合的三分之一。歐元將佔全球外匯存底的六分之一，與馬克大致相同，但少於目前歐元區西歐通貨總合的五分之一。這些數字似乎表示，歐元的影響力較歐元區西歐通貨總合為小。但其實背後的原因只是因為歐元區十一個會員國以後被視為同一貨幣區所產生的數學效果而已。實質意義不大。

要估計歐元對國際貨幣制度所可能產生的效果，應先探討歐元對國際金融市場之影響與歐元穩定性。因為決定一國的匯率制度時，除了政治外交因素之外，經濟上應考慮的應是準備貨幣的貨幣品質，而兩項最重要的指標即是其金融市場的廣度與深度與其穩定性。